显然《百合花》是同故事叙事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同故事+故事内”叙事②。“我”既是叙事者，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女性人物，可是相对新媳妇来说，“我”的女性色彩不够浓郁。

作者自己也承认“要让‘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、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。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。‘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，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、牵挂他”

③。

这是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对年轻战士尚未获得爱情的特殊同情，是母性的怜悯。但是细读文本，就会发现，这种母性的释放，其实借助了父性的外壳。